• 振邦 林

兩漢三地有關簡帛醫書疾病觀的研究趨勢

更新日期:5月 7

這篇是舊文章刪去的部份。有點意義但不算很精采,只是對於有志於相關研究的同學來說,或者會有意義。這是有關「內史」和「外史」方法置於簡帛醫書中的碰撞。我是「內史」功底的外史學習和研究者,主研中醫醫學哲學,按所見所聞理解,兩種方法都是我重要的組成部份。感謝各位前輩老師墊下根基之餘,也繼續思考如何去走。有意見或批判都十分歡迎。本質上只是個人意見,一家之言,短文一則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縱觀兩漢三地,大陸地區的簡帛研究以完整材料為主要研究單位,以整理性質為主,人員配主要為中醫或中國語文背景。學圈、組織及傳承均較為完整,在史料和醫療技術上的整理成果豐碩,成為中醫相關歷史原材料的主要來源。在中醫哲學上亦有頗多討論,建構了中醫語境和中國哲學語境中有關中醫方法論的描述。而近年對簡帛的運用主要在醫療技術的溯源與源流的描寫,對簡帛醫書作出了基本整理和醫療技術總結。

臺灣則以外史為主作文化探討,主要人員為歷史學人員為主,形成了學圈及學術專長。以醫療文化史為專長,近年亦對方法學有所探索,嘗試以西方的醫學人文研究與傳統醫學接軌,亦頗受重視。研究上傾向以單個歷史課題為單位,以引入方法為主,嘗試從簡帛中歸納和找出解決歷史課題的資源,但較少作出完備和整體性的論述。實務醫學方面以人類學角度切入為主,但較少與臨床中醫學相關。香港地區的中醫史研究則以零散的小課題探索和醫療技術為主,沒有固定人員和團隊,有零聲研究但未成體系,亦難言整體上的專長和系統,基本上亦未見有接觸簡帛醫書相關研究。

在進步和發展的同時,亦可以看到憂慮。大陸地區因為客觀需要,以整理材料為主。與西方醫學史不同,西方醫學在十九至二十世紀已對歷史材料作出較佳整理,至二十世紀後期已有多種不同史觀的出現,對歷史的方法也有更多探索。然而對於中國醫學史,至今仍有大量有價值的史料極待整理。受客觀任務限制,歷史方法主要置於傳統的史料整理,新方法的引入主要限於外來刺激的應對與模彷。而臺灣地區則受人員限制,研究較為零碎,以不同歷史時期中的文化史、社會史課題為主,雖然在方法和史觀上有所拓展,但在體系性和醫學哲學上較少揭示。

對於先秦兩漢醫史研究,近年有一定進程,大陸地區除了繼續醫學文獻資料整理工作外,亦對醫療制度和器物作出整理和考據。亦以中醫哲學學科的開展,進行了中國哲學語境下的方法學書寫,頗為成功建立體系。只是以中國哲學語言為體系的方法學討論,在非華語文化中亦難以被理解,亦有待與西方醫學站在同一平臺上展開對話。臺灣地區對先秦兩漢時期以個別專題作出切入,例如生命觀、社會史、文化史、感觀史方向切入,對《黃帝內經》、兩漢的宗教醫療和簡帛醫書作出研究。

然而總括而言,兩種進路都容易各走極端。一種從醫療溯源的前設中,出土文獻的歷史地位很可能有被誇大,預設性地認為是醫學的源頭,卻無法解釋為何有大量的失傳和修改。而從文化史的角度切入,則難以說明《黃帝內經》理論體系的醫學哲學意義,很容易落入成一種古今和理性與迷信的比較。平衡兩者,需要從技術變化的表層中,挪開表層的迷信,分析體系中的理性和思維方法變化。


台灣及國外史學學者以外史研究為多,一般對醫學認識較少。而大陸則以中醫本業人員為主,以內史研究為多,加上文獻整理和考據人員,在專職的整理任務下亦難以兼顧其他議題。余新忠總結現有研究,說明“內史”和“外史”間的溝通和整合仍然較少,這也突顯了醫學史和醫學哲學學科建構的困難。康吉萊姆(又譯:岡居朗)作為哲學人員,為了說明醫學哲學問題還特別修讀醫學課程,在當代已頗為鮮見。如果置於先秦兩漢醫學的處境和古中醫學的醫學哲學研究,研究者需要具備更多知識,除了醫學史、醫學哲學、中醫哲學外,還需要把握中醫文獻學、古漢語、西方的醫學哲學和當代中醫相關的生物醫學研究,需要綜合多種學術,基礎學習時間頗長。尤其相關中醫哲學與醫學哲學溝通的學術任務無法拆零,讓難度更為艱巨,皮國立指出,基礎教育以斷代史思維為主,缺乏專題史的縱深,加人文社科研究所招生不足,均是現有情況的重要成因,需要深思日後如何延續和深化現有成果。同時在研究政策上,學術界和管理方面亦需要考慮增加更多的資源和支持,思考學科和人才的建立策略,方可越過這些鴻溝。



文:林振邦

2020年

14 次瀏覽

Subscribe for Updates

  • Facebook Social Icon
  • LinkedIn Social Icon

Copyrighted by www.lamchunpong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