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漢三地有關簡帛醫書疾病觀的研究趨勢

這篇是舊文章刪去的部份。有點意義但不算很精采，只是對於有志於相關研究的同學來說，或者會有意義。這是有關「內史」和「外史」方法置於簡帛醫書中的碰撞。我是「內史」功底的外史學習和研究者，主研中醫醫學哲學，按所見所聞理解，兩種方法都是我重要的組成部份。感謝各位前輩老師墊下根基之餘，也繼續思考如何去走。有意見或批判都十分歡迎。本質上只是個人意見，一家之言，短文一則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縱觀兩漢三地，大陸地區的簡帛研究以完整材料為主要研究單位，以整理性質為主，人員配主要為中醫或中國語文背景。學圈、組織及傳承均較為完整，在史料和醫療技術上的整理成果豐碩，成為中醫相關歷史原材料的主要來源。在中醫哲學上亦有頗多討論，建構了中醫語境和中國哲學語境中有關中醫方法論的描述。而近年對簡帛的運用主要在醫療技術的溯源與源流的描寫，對簡帛醫書作出了基本整理和醫療技術總結。

臺灣則以外史為主作文化探討，主要人員為歷史學人員為主，形成了學圈及學術專長。以醫療文化史為專長，近年亦對方法學有所探索，嘗試以西方的醫學人文研究與傳統醫學接軌，亦頗受重視。研究上傾向以單個歷史課題為單位，以引入方法為主，嘗試從簡帛中歸納和找出解決歷史課題的資源，但較少作出完備和整體性的論述。實務醫學方面以人類學角度切入為主，但較少與臨床中醫學相關。香港地區的中醫史研究則以零散的小課題探索和醫療技術為主，沒有固定人員和團隊，有零聲研究但未成體系，亦難言整體上的專長和系統，基本上亦未見有接觸簡帛醫書相關研究。

在進步和發展的同時，亦可以看到憂慮。大陸地區因為客觀需要，以整理材料為主。與西方醫學史不同，西方醫學在十九至二十世紀已對歷史材料作出較佳整理，至二十世紀後期已有多種不同史觀的出現，對歷史的方法也有更多探索。然而對於中國醫學史，至今仍有大量有價值的史料極待整理。受客觀任務限制，歷史方法主要置於傳統的史料整理，新方法的引入主要限於外來刺激的應對與模彷。而臺灣地區則受人員限制，研究較為零碎，以不同歷史時期中的文化史、社會史課題為主，雖然在方法和史觀上有所拓展，但在體系性和醫學哲學上較少揭示。

對於先秦兩漢醫史研究，近年有一定進程，大陸地區除了繼續醫學文獻資料整理工作外，亦對醫療制度和器物作出整理和考據。亦以中醫哲學學科的開展，進行了中國哲學語境下的方法學書寫，頗為成功建立體系。只是以中國哲學語言為體系的方法學討論，在非華語文化中亦難以被理解，亦有待與西方醫學站在同一平臺上展開對話。臺灣地區對先秦兩漢時期以個別專題作出切入，例如生命觀、社會史、文化史、感觀史方向切入，對《黃帝內經》、兩漢的宗教醫療和簡帛醫書作出研究。

然而總括而言，兩種進路都容易各走極端。一種從醫療溯源的前設中，出土文獻的歷史地位很可能有被誇大，預設性地認為是醫學的源頭，卻無法解釋為何有大量的失傳和修改。而從文化史的角度切入，則難以說明《黃帝內經》理論體系的醫學哲學意義，很容易落入成一種古今和理性與迷信的比較。平衡兩者，需要從技術變化的表層中，挪開表層的迷信，分析體系中的理性和思維方法變化。

台灣及國外史學學者以外史研究為多，一般對醫學認識較少。而大陸則以中醫本業人員為主，以內史研究為多，加上文獻整理和考據人員，在專職的整理任務下亦難以兼顧其他議題。余新忠總結現有研究，說明“內史”和“外史”間的溝通和整合仍然較少，這也突顯了醫學史和醫學哲學學科建構的困難。康吉萊姆（又譯：岡居朗）作為哲學人員，為了說明醫學哲學問題還特別修讀醫學課程，在當代已頗為鮮見。如果置於先秦兩漢醫學的處境和古中醫學的醫學哲學研究，研究者需要具備更多知識，除了醫學史、醫學哲學、中醫哲學外，還需要把握中醫文獻學、古漢語、西方的醫學哲學和當代中醫相關的生物醫學研究，需要綜合多種學術，基礎學習時間頗長。尤其相關中醫哲學與醫學哲學溝通的學術任務無法拆零，讓難度更為艱巨，皮國立指出，基礎教育以斷代史思維為主，缺乏專題史的縱深，加人文社科研究所招生不足，均是現有情況的重要成因，需要深思日後如何延續和深化現有成果。同時在研究政策上，學術界和管理方面亦需要考慮增加更多的資源和支持，思考學科和人才的建立策略，方可越過這些鴻溝。

文：林振邦

2020年